杜聿明在获得特赦后，晚年写了不少回忆录，详细记录了自己从参军、北伐、抗战到解放战争的经历。这些回忆录为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。
展开剩余70%当时，杜聿明坚持按照蒋介石的命令，从野人山撤退，但孙立人却选择了听从美军的命令，将新38师带入印度，而不是执行杜聿明的命令。最终，新38师成功保全了建制，而杜聿明率领的部队则在撤退过程中遭遇惨重损失。杜聿明对于孙立人违抗命令的行为十分不满，他认为孙立人宁可冒险救援英军，却没有顾及同胞的安危。 杜聿明在回忆录中提到，当时孙立人和史迪威的关系十分亲密，甚至认为孙立人与史迪威有勾结的嫌疑。杜聿明认为，孙立人之所以违抗命令，是因为他得到了史迪威和美方的支持，从而忽视了蒋介石的命令。这一看法显然带有杜聿明个人的偏见，但也可以看出，他对孙立人的不满愈加深刻。 在回忆录中，杜聿明还提到了一件事，抗战胜利后，孙立人受艾森豪威尔邀请赴欧洲考察，期间还被英皇授予勋章。当时国内战局紧张，蒋介石看到新闻报道后，要求孙立人尽快回国，但孙立人却无视召令，转而赴美。杜聿明认为孙立人的行为很可疑，认为他有别的图谋。 虽然有的说法认为这是谣传，毕竟孙立人赴欧洲的考察是属于机密的，蒋介石不可能通过报纸得知消息，但杜聿明的怀疑并非完全没有道理。孙立人一向傲气十足，做事直率，不拘小节，这也成了他日后悲剧的源头之一。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，孙立人率新一军进入东北，凭借精锐的装备和过硬的作战能力，迅速崭露头角。孙立人在东北的表现与杜聿明的矛盾更加激烈。杜聿明在晚年回忆录中多次提到孙立人“骄横跋扈，不听指挥”。 1946年，国民党军占领四平后，主力继续向长春和永吉推进。为了减缓敌人的进攻，东北民主联军决定调动兵力发动鞍海战役。在这场战役中，潘朔端率领的60军起义，而杜聿明在回忆录中把这次起义的责任归咎于孙立人。杜聿明认为孙立人当时没有听从命令，致使海城的危机没有得到及时处理，最终导致潘朔端的部队起义。然而，孙立人的回忆录中并没有提到所谓的“休整三日”的说法。 无论如何，从杜聿明和孙立人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，两人之间的矛盾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分歧，还有个人性格的冲突。孙立人不擅长政治手段，而杜聿明则深谙此道，靠着蒋介石的亲信身份得以逐步上升。两人虽然都是国民党军中的重要人物，但他们的不同背景和性格导致了最终无法和谐共事。 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出，杜聿明和孙立人之间的矛盾不仅仅是个人恩怨，更是当时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缩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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